理论被看做是一个主要是假说的实体,对它应该用它对它所要“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言力来评判。只有事实证据能够表明它是“正确”还是“错误”,或者更好的说法,应该做为确实的东西偿试“接受”还是应该“反对”。下面我将用更大的篇幅来论述,对一个假说的有效性的唯一恰当的检验[注意这个“唯一”]是把它的预言和经验相对比。如果它的预言有矛盾(比另一种假说的预言更“频繁”或更经常地出现矛盾),那么假设就遭到反对;如果它的预言并不矛盾,那么它就被接受;如果它为解决矛盾提供了很多机会,那么人们对它就非常有信心。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明”一个假说正确;它只能不能证明假说不正确,用有点不准确的说法,这就是我们说假说已经被经验“证实”的通常意思。[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8—9页。]从这里,弗里德曼又很快地转到他的主要目标,也就是这样的观点,认为用现实来证实一个理论的假设提供了一个有效性的检验,这种检验和对它的预言的检验是不同的,或者说是对预言检验的补充。他写道,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基本是错的,并且产生了很多危害”(见同上,第14页)。假说要现实不仅是不必要的,如果它们不现实的话还是一个积极的优点:“很重要……一个假说在它的假设中的描述应该是虚假的”(见同上,第14页)。这样花哨的夸大正是萨缪尔逊后来所命名的“F扭曲的极端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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