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最坏、最狡滑的人是，他坚持把对基本假设的直接证实做为对一个理论的正确性的批评性检验，而这种检验又是先于或者独立于该理论的预言的。但是有过这样的大坏狼吗？弗里德曼的批评家认为，（1）准确的预言并不是一个理论正确的唯一的适当检验，即使是的话，也不可能区别出真相关还是假相关；（2）取得假设的直接证据并不一定比取得用来检验预言的市场行为资料更困难，或更甚者，考察假设的结果并不比检验预言的结果更模糊；（3）检验假说的偿试可以产生一种重要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可以帮助我们解释预言检验的结果；和（4）如果对含有明显地违反事实的假设的理论进行预言检验是唯一我们能够做到的，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求对这个理论进行极为严厉的检验。①为了突出（2）和（3）两点，让我们在假设“检验”的含义上花点时间。现在，人们可能同意任何对实业家的查问，象他们是不是寻求利润最大化，或者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或者以厂商资本成本来折算资本项目收益，这种企图必然要产生模糊的回答，他们的述说将通常依靠正是那些在研究的问题来解释。但是其他的提问是可能的：不是“厂商的目标是什么？”而是“在做战略决策之前所收集的是哪些信息？”或“这些决策事实上是怎样做出来的，在厂商内部战略产出和投资决策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是怎样解决的？”传统的厂商理论把厂商当做好象一个“黑盒”，没有揭示其内部的决策机制。一个寻求把光亮投到“黑盒”的本质上的提问肯定必须阐明检验经济行为的黑盒理论预言的企图，并且不管怎么样，没有这种提问，对理论预言的检验几乎象检验假设一样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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