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敬本：我们从90年代开始介绍比较制度分析（CIA），在中国的制度变迁中，这种方法有什么优点?最近青木教授在他的《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归结了5个优点：第一，制度变迁是内生的，不是外面强加的；第二，有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e），离不开你本国的历史；第三，制度的互补性（complementary）；第四，制度变化是信息诱导性的，比如说今天，青木教授给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GNC（From GNP to Gross National Cool）。第五，制度变化是互动的，是政府和民间互动的。我非常同意青木教授的观点，他讲的不是小的具体的问题，而是一些大问题，涉及到我们研究的方法论的问题。我觉得比较制度分析这个方法有普遍的适用性，我们的各行各业工作，都在改革当中，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制度变迁，研究这个问题时，你可以考虑考虑这5个方面，比如说你考虑制度一定是内生的，互动的，第二你要考虑到你的历史、路径依赖性，第三考虑信息问题，最后要考虑你和政府的互动关系。最重要的是，根据博弈论，青木教授把制度定义shared belief（共有信念）。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有实用的价值。比如说，我们的改革那么多，千头万绪怎么改，我说运用他的模块化理论，可以从小地方做起。我们比较关心一个村、一个乡，可以关心一个别的什么东西，使得模块化——从一个小地方开始改革，对一个系统提供信息是有帮助的。我们在无锡成立了一个比较研究所，在做一些实验，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小企业怎么发展，怎么样使商会像模块一样在起作用；另一个是乡镇基层的政治体制改革，基层党组织怎么改进，日本最难改的是多元化的官僚体系，而中国在党领导下的政府（party-state）体制又如何改革？党本身的改革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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