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盖尔德伦的贡献由于语言的障碍而鲜为人知。现代长波理论的主要复兴者曼德尔在《晚近资本主义》一书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他的观点。1996年，《春潮》一文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曼主编的《长波理论》一书中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其篇幅长达五十余页。鉴于“长波”被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以康德拉季耶夫的名字命名，弗里曼说，如果熊彼特当年得悉范·盖尔德伦的著作的话，“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兴许就会改称“范·盖尔德伦长波”了。[1]

熊彼特被认为是第一个把创新之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从理论上引入经济学的人。他在全然不知晓范·盖尔德伦的著作的情况下，提出了他的假说：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创新在时间上不是均匀分布、而是以蜂聚形式出现的；诸如蒸汽机、铁路、电力和汽车等重大产品创新，推动产生了具有扩张性质的资本积累长波。但是，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其内容过于宽泛，不仅包括技术创新（既有产品创新，又有工艺创新），而且包括组织创新及新市场的开辟等因素。尽管熊彼特在分析实践上所强调的是产品创新，但这一点在概念上未予明确。

德国经济学家门施的著作《技术的僵局》（Mensch, 1975）尽管没有直接分析长波，但被看作是二十世纪70年代长波理论复兴的代表作之一。门施在下述两方面推进了熊彼特的理论：第一，他明确区分了所谓“基本创新”（即建立新部门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提出基本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经济停滞则导源于基本创新的匮乏。第二，门施力图以实证方法证实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他发现，资本主义历史上有若干关节点，在1830年代、1880年代、1930年代，基本创新蜂拥出现，而这些关节点都正值经济萧条时期。在此基础上，门施提出了萧条引致基本创新蜂聚的假说。在门施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新熊彼特派关于技术创新和长波的理论，这一派理论与以曼德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形成了当今长波理论的两个主要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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