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嘉图早期的价值理论中，虽然认为“金和银，象所有别的商品一样，有一个内在价值”，但这个价值“决定于它们的稀缺性、获得它们所花费的劳动，以及生产它们的矿井中所使用的资本价值”（同上，第P52页）。这个看法，与他后来认为稀缺性仅仅影响不可再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观点有很大不同（而此类商品在“市场上日常交换的大量商品中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参见李嘉图，1821，第52页）。因此，李嘉图早期认为稀缺性和生产成本同是价格的调节因素，这和货币数量论较为一致（部分原因也在于早期想法的含糊不清），但和他后来（即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劳动价值论差距较大。虽然李嘉图在《原理》中早已采用了劳动价值论，并且摈弃了他早些时候认为价值也决定于稀缺性的想法，可他还在用货币数量论来说明贵金属（不单是说明纸币），并没有把它限定为一种暂时现象。李嘉图在分析金币流动机制及其对不同国家价格水平的影响时，并未试图协调这个机制和他在“论通货和银行”一章中非常强调的另一个观点：即“黄金和白银，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其价值只与生产它们所必须的劳动量成比例”（同上，第352页）。

显然，货币数量论与货币的劳动（或生产成本）价值论之间的矛盾是明显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9年手稿）中批评李嘉图的货币理论时提到了这一点。如马克思写的那样，“如果黄金的价值（根据它所包含的劳动量而）已给定，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的价格”（马克思，1859），而不是相反。黄金的过多或稀缺仅对它的价值产生暂时的影响，并且会由其生产量的变动来维持其价值——恰如任何商品的市场价格趋于向自然价格变动的情况一样。但是，在李嘉图的国际间黄金流动的理论中，金的生产成本并不起什么作用，而事实是用黄金来表示的各种价格会发生长期变动，而这些长期变动与生产黄金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变动完全无关。对此，李嘉图没有作出任何明显的尝试来调和这两个抵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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