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毫无疑问，作为反金本位主义理论基础的斯密的“真实票据学说”，以在金银本位制下、可兑现纸币和18世纪的苏格兰自由银行制度这一特定的货币和金融体系为背景，其对货币和银行的“创造性和深刻的”（马克思，1859，第168页）分析，即将货币的创造与生产过程相结合，这是内生货币供给的基础。特别是“真实票据学说”将银行信用货币的创造与“资产抵押”联系在一起，虽然这种联系缺乏明确性，但结合斯密强调银行必须在收受存款的基础上，才能放款于人的存贷平衡思想，他实际上进一步发展了劳和斯图亚特阐发的内生的银行货币供给理论：

“商人或企业家营业的资本既不宜全部向银行借款，也不宜大部分向银行借贷。商人或企业家，固然可以向银行借钱来应付不时的需要，省得储下现钱留着不用，但他的资本，也只有这个部分，宜向银行借贷。企业家向银行借钱，应该限于这个部分。如果银行借出纸币，不超过这个限度的价值，那发出去的纸币额，亦决不会超过国内无纸币流通所需的金银额，决不致数量过剩，决不致有一部分为国内流通界所不能容纳。”（1776，上卷，第279-280页）

桑顿虽然批判了真实票据与虚假票据的区分，但他实际上部分接受了斯密的货币理论，特别是在他反驳银行货币（纸币）供给机制存在自我限制的自然倾向时。我们已经看到，桑顿对斯密反驳实际上有点无的放矢，因为在斯密看来金属货币是有实体价值的商品，而银行纸币只是金属货币的节约工具，因此纸币不能超出它所替代的黄金和白银的价值，超出部分将回流到银行；而桑顿（1802，第8章）却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交换领域中的需求来决定的，他几乎从未使用过货币是一种加工过的产品的概念。这一前提，实际上削弱了桑顿对于斯密的“流通渠道”分析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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