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述，60年代中期以来，为货币理论建立微观基础的传统路径是将货币整合到一般均衡理论体系中去。哈恩（1960）的批评表明，“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合必须在理论上详细说明：在什么意义上货币是交换商品或享受商品所必需的，而这些商品不同于货币本身，因为它们是效用的直接来源。它必须回答希克斯的挑战，要详细说明货币克服了那些摩擦以及确切说明它是如何克服的”（参见胡佛，1988，中译本第121页）。从80年代开始，随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对长期没有解决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结合提供答案，这种结合的代表性研究路径是从一般均衡与个体最优化行为相一致的基础上为货币理论提供微观基础。这种新古典的货币理论分析，就是所谓的“新货币经济学”[85]。新古典经济学家指责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甚至早期的新古典研究本身是“从曲线开始”，而不是从更为基本的个体最优化行为问题中导出那些曲线（例如货币的供给和需求）的位置和形状（萨金特，1982；参见胡佛，1988，中译本第115页）。

“新货币经济学”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货币金融制度的演进出发，将货币理论与现代金融理论结合在一起，即所谓的“布莱克—法马—霍尔（BFH）体系”（ 格林菲尔德和耶格尔，1983）。BFH体系直接针对帕廷金体系的微观基础或格利和肖（1960）的“新观点”；另一种主要是萨金特、华莱士、布赖恩特和卢卡斯等人发展的更为规范的模型，它们是新古典主义研究纲领的内在逻辑的结果，即试图把宏观经济学的一切方面都归之于微观经济学问题，遵循了希克斯（1935）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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