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和普洛瑟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上述传统研究方法和观点提出了挑战。纳尔逊和普洛瑟（1982）对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研究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将货币扰动作为纯粹的暂时波动根源的宏观经济模型可能从来都不会成功解释产量“漂移（drift）”的大部分，由真实因素造成的随机变动是任何宏观经济波动模型的一个核心部分。”纳尔逊和普洛瑟之所以得出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在研究美国经济的数据时发现产量（GNP）的变动轨迹具有随机游走的统计过程演进特点。纳尔逊和普洛瑟的发现对于经济周期理论有着根本性的含义：如果技术变动引起的对生产率增长的冲击是经常性的并且是随机的，那么具有漂移的随机游走情形的产量轨迹将表现出类似经济周期的特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所观察到的GNP波动是产量的自然趋势率的波动，而不是对平滑的必然趋势的偏离。也就是说，表面上象是围绕着平滑趋势的产量波动，事实上是由一系列的持久冲击引起的趋势自身的波动，每一次持久的生产力冲击决定一个新的增长轨迹。

纳尔逊和普洛瑟的研究结果表明，决定趋势的经济力量和造成波动的力量没有区别。既然在增长过程中和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互作用，那么根据索洛的研究成果将增长理论从波动分析中分离出来的传统做法是不合逻辑的。由此，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通过消除趋势和周期的区别，开始整合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周期波动理论（参见金等， 1988a 、1988b；普洛瑟，1989）。另一方面，根据货币中性假设，在新古典世界中的GNP的持久变动不可能是货币冲击的结果，因此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力量一定是真实冲击，由此，纳尔逊和普洛瑟（1982）认为他们的发现在经济周期分析中货币理论已变得不重要了[81]，这不仅与主流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家（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与20世纪20—30年代货币和信贷周期理论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截然相反（参见哈伯勒，1963）[82]。早期新古典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之一的巴罗也认为，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解释货币非中性的强调是弄错了方向，因为早期“新古典方法并没有很好解释货币在经济波动中的重要作用”，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代表着“真正的进步”（巴罗，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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