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作为与新古典综合派相竞争的主要的新古典理论，是提出“理性预期革命”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建立在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和总供给依赖于相对价格假说基础上，主张以个体最优化为行为目标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学。值得强调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货币主义一样，决不是简单恢复早期的新古典理论和货币数量论，它同样吸收了凯恩斯理论的一些因素。一个例子是，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分析中占支配地位方法是，都强调了总需求是经济波动的原动力，直到80年代中期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提出，才开始强调供给方面的解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要是卢卡斯的成就）对反击主流凯恩斯主义关于总量不稳定的非均衡解释在理论上十分成功。总供给依赖于相对价格的解释是新古典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中心环节（卢卡斯，1975、1977）。在新古典“货币失察”模型中，影响整个经济的未预见到的总需求冲击（主要是没有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引起价格预期误差（理性地形成）并导致产量和就业偏离其长期（完全信息）均衡（自然）水平。这些误差被认为是由拥有不完全或不完整信息的工人和厂商所引起的，他们错误地把一般价格变化当作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改变劳动和产品供给；但这只是暂时的，一旦经济行为人意识到相对价格并没有变化，产量和就业就会回到它们长期均衡（自然）水平。因此，“理性预期”命题对于对于建立一种新的新古典逻辑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当新的因素（不完全或不完整信息）加入到早期新古典模型中，其逻辑矛盾或各种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主要表现为不确定性，即不能用确定的因果关系模型来表述，因而基于不确定信息下人们的行为是难以建立逻辑分析体系的（因为在瓦尔拉斯一般竞争均衡体系中，拍卖商的存在排除了任何价格向量下供求的不一致，或者说信息是完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正是把这些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而恢复新古典理论的概念。这种做法对于澄清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逻辑错误是有用的，但这种把凯恩斯所提出的因素作为外生变量而把失业归之于外生扰动因素的作用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会使其对失业的解释成为没有原因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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