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凯恩斯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不确定性牢固地置于经济各阶段的中心（参见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3；温特劳布，1975；N. 夏皮罗，1978；菲茨吉本斯，1988）。明斯基（1975）更是生动地指出了凯恩斯理论的这个特点，他评论道，“失去不确定性的凯恩斯，就象失去王子地位的哈姆雷特一样。”凯恩斯认识到经济是在历史时间中而不是逻辑时间中运行的，“通过时间的运动则只能是单向的，从过去到将来的”（参见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3，中译本第63页）。因此，今天和明天的差别是24小时，而今天与昨天的差别则是永恒的，因此经济行为主体面临的是不可逆转的、不可知的、但不是不可想象的未来（参见沙克尔，1967）。在这样一个独一无二、不会重复的世界中，概率法则不适用，万花筒般的变化和根本不连续性是其特征，货币、传统和契约的存在因此而有了额外的重要性（参见沙克尔 ，1972、1974；戴维森，1984、1991）。也就是说，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解释了投资的易变动性和货币存在的基本理由以及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波动。投资决策是建立在猜想、本能和动物精神的基础上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预期很容易挫伤是不难理解的。持有货币的决策，本身是习惯方式，使人们保持了灵活性，因此推迟了特别无知时不可逆转的决策的制定。沙克尔（1968）发展了在真正不确定条件之下决策者面临的问题。经济行为人可能面对全新的环境，即他们以前从未面对过的环境，而且他们所作的决策，一旦实施，其结果就无法推翻。沙克尔（1968）用他的“判决性实验（crucialexperiment）” 的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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