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伴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和西方国家制度思想的引进，近代中国进入了政党政治时期。面对清政府被推翻后的权力缺失，政党政治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追求。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当原有政治体系受到重创而无法恢复功能时，政党是重建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在那些传统制度或崩溃或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体中，政党不仅仅是辅助性组织，而目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对处于近代化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在迫切需要一个或者以一个主要的思想政治力量来实现社会的整合时，填补这一政治权威真空的最佳组织—政党也就自然应运而生。

1912年下半年开始，全中国的人们似乎都忙着竞选，各式各样的政党都纷纷粉墨登场。唯独东北和热河，没有出现政党遍地的景象。这一来是因为中华民族复兴党和徐天宝控制的严，而来也是徐天宝觉得此时的国民和中国对于政党政治那一套还完全没有准备好。

当然，这只是徐天宝的个人想法，要让整个中华民族复兴党的党员们明白这个道理，还是需要时间和解释的。因此，徐天宝从呼伦贝尔回到沈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党员会议。

徐天宝一开始就很不客气地说道：“现在我们看到的多如牛毛的政党，都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而建立的。在其实施运行中存在很多不足，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病态的发展，这表现为:“党派林立，党争不休，原则模糊，独立依附，惟利是趋，本性使然，党中见党，派复有派，分和无常，脱党跨党，进出自由，党德败坏，因人而党，主义无别，政见雷同”等等。所以，至终，他们也未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简单来说，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向富强！而中国暂时也不适合立刻走欧美政党政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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