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宣武门内，未英胡同，南堂。

大清太常寺卿、钦天监监正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衔并赐二品顶带、号“通玄教师”的汤若望，此时却带着一脸昨夜的倦容，披着一身耶稣会会服，少有的变身为一名真正的、纯粹的司铎【教士】。

“万能的主啊，明天就是我主降世第1655年的10月10日了，也是奴仆礼拜天主之日【星期天、礼拜日】。但奴仆为了传颂福音于大清帝国，只能日夜殚精竭虑处理政务，也不敢因忙于教务而延宕政务。奴仆有罪啊！今天我在您的面前做一祷告，祈求您的原谅吧……阿门！”

汤若望手持十字架，虔诚的跪在圣像面前，念念有词。

自从1617年在罗马“晋铎[1]”之后，汤若望就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神甫。也是在“为天主终生服务”的强烈愿望下，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一员，被罗马教廷派往万里之外的中国传教。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却让他之前的所有耶稣会教士、以及他自己倍感煎熬——若要原封不动传送教义，必然被中国的士大夫和民众所远离，若要顺应形势，却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科学、艺术才能，在朝廷政务上有所作为。如此一来，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兼得，总要有一方面会受到各种牵绊。

而“先行者”利玛窦的因势利导，为成立较晚的“新型修会”耶稣会[2]开创了一条“服务执政阶级、寻找政治庇护以求传播教义”的“康庄大道”。经过多年努力。现如今耶稣会在中国各省建有传教士住院已达到三十多所，来华教士已经有70多人，教徒人数多大近二十万[3]！而几乎同时、甚至更早可以追溯到元代就来到中国的方济各会[4]，现在却仅有教室住院五所，教堂六座。更晚的多明我会[5]，这个数目也仅仅是区区的“二和一”！故而，耶稣会和“同宗”的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由于路线不同，终于渐行渐远、心生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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