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突然领悟的，正是汤若望为何要极力推举现如今正五品的魏裔介，定要做了那个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提领四译馆的差事——这里面的深意，应该为了报答去年的一份不深不浅的“恩情”！

原来，魏裔介去年关于“先取蜀，而后粤西，再破滇、黔”的疏言，确实照顾了西南的传教形势！而这个形势，就是四川的教众已成一定规模，需要尽早纳入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以便继续使之“发扬光大”！

天主教的四川开教始于利类思。此人1640 年进入四川，在礼部尚书刘宇亮[1]及四川省官员的帮助下创建了成都传教区，并在成都置“教堂及住院各一所”。1640 年经利类思受洗者有30 人，其中有明朝皇族一人教名“伯多禄”者全家入教，成为四川成都教区的基石。1642月安文思来到成都全力协助利类思进行传教，他们二人曾先后前往保宁、重庆等地开教，“在以上二城厢均设有经堂，为教友领圣事、诵经之处”，“并且在附近城镇设立小学多所。”经过安、利二人的共同努力，该地教务出现一片兴旺景象。

但四川在中国境区之中，毕竟是一较为保守封闭的内陆省份，再加上该地延续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天主教这一异质文明的闯入及在四川腹心地区的逐渐兴旺，顷刻间即变成洪水猛兽，且天主教所提倡风俗礼仪与中国传统悖逆，特别是与当地的佛道文化严重冲突，一场由僧道阶层和部分官员发起的排教运动也就汹涌而来。这一排教案持续了三个月，最后在奉教武官阎多默及汤若望的朋友、成都知县吴继善[2]的保护及辩护下，再加安、利二人撰写为天主教辩护书，并将京城徐阁老(光启) 、杨翰林(廷筠) 早年完成的为天主教辩诬之书，散发宣传，这场仇教风波才日渐平息。后官府还将滋事之人治罪，使“圣教在川略享太平”。不过这种短暂平静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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