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汤若望的“含泪回忆”，弘毅总算是多多少少理解了汤若望的激动，并且有了自己的清晰结论——关于所谓“汤若望营救安、利二教士不尽力”之说，应该是不符合事实的。

为何这么判断？弘毅的理解有三条：

首先，安、利二人被俘后，豪格曾询其是否认识汤若望，安文思的回答是：“其为我长兄也”。也正因为此应答，两个传教士才被豪格善待，并命其部将妥为看护。这就说明，安文思、利类思在当了俘虏后，由于汤若望的原因，并没有受到清军的虐待。

第二，汤若望得知安、利二神父被俘的消息，立即写了一份奏折，要求释放二位神父。但是当时耶稣会中国北方传教区负责人傅汎际考虑到汤若望在当时提出营救二神甫之事是不合时宜的，故阻止了汤若望将奏折递呈摄政王多尔衮。这是因为作为耶稣会的整体考虑，如果当时提出对叛军官员的营救，很可能会影响到汤若望在清廷刚建立起来的地位，而不利于耶稣会在华的长远发展。

第三，分析顺治六年（1649年) 汤若望的奏折亦可看出其中原委：“望有同教友二人见在光禄寺，蒙皇恩留养，系大兵从四川带来者，望不知其情节，从未到寺往看，因遵朝廷法禁故也。今外省教友徐徐来京，欲与望同居，望不知其缘来，又不能阻彼，望是以小心谨慎……”从汤若望所说的“因遵朝廷法禁故也”、“望是以小心谨慎”这番话可看出他并不是无心营救安文思、利类思，而是当时耶稣会逐步适应清王朝的一种谨慎对策。他的谨慎是建立在对中国当时混乱局势分析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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