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弘毅用心良苦的一顿查摆天文利器望远镜的来由，目的就是想引起杜笃祜、朱昌祚等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程度的惊讶与钦佩，目前看来效果还不错，至少杜笃祜对伽利略的身故表现出了一种惋惜的态度，对伽利略天文望远镜的功效也赞叹有加。

既然不想和已经成年的官僚们探讨那些必定深奥的科学原理和技术工艺，弘毅为何还要如此安排呢？其实，普及“深奥的科学原理”和“复杂的科技工艺”，与推广一种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新鲜的科学意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弘毅认为，对于前者，你无法指望自小连“勾股定理”都没学过的各级官员们去弄明白，就如同现在去给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普及什么是量子物理学、纳米加工技术、有机发酵技术和基因组测序技术等这些当代各领域最新技术一样，可谓困难重重。专长于人情世故、之乎者也的各级官僚，基础知识的匮乏决定了这个过程将会是十分漫长而艰巨的。

但对于后者，这种“科学意识”却可以随时随地、潜移默化的去推广——“我可以不懂任何具体的科学和技术，但我清楚科学技术的极端重要性！”假以时日，如果大清官僚阶层中一、两成人有了这种意识，那可真是翻天覆地的伟大创举！

因为，在弘毅的认识中，“科学”这个概念十分复杂，千百年来，哲学家和科学家们经常试图给它提供一个充分的本质主义的定义，但并不成功。于是，弘毅在自己的理解里。干脆舍弃了本质定义的做法，而是采用“结构学说”，将其笼统划分为了“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科学技术”和“科学意识”四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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