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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骁飞和容蓉结婚之后，容蓉也参加了宋骁飞领导下的文化革新六人小组，这小组的六个成员还包括鲁迅、梁启超、严复和辜鸿铭。辜鸿铭也是宋骁飞钦点的。

那天，宋骁飞在总统府的圆桌会议室主持六人会议，说：“我常常在想，中国将要往何处去？而文化革新，到底要改变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搞清楚文明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文明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把‘活着’作为人类最终价值不太确切。人吃饱了饭，就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如果说人和其他动植物有些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人在活着之外，找到了若干价值标准，即所谓的真善美。分辨美丑、善恶、真伪，这就是一国文明的价值。所以中国要走向现代，要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没有相适应的文化是不行的，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华文明往何处去的问题。”

容蓉点点头，说：“我也这么想的。人是生物中惟一能自杀的种类，说明人异于禽兽。人类主观上，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价值，就是文明，也就是文化。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不一样的，而且，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在朝着理性和人性的方向进化。”

辜鸿铭说：“我始终强调文明不分优劣，和而不同。泰西国家，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地缘社会，而中国则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的血缘社会。地缘社会要靠契约，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要有法律保障，而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而在中国这种几千年的农业国，乡土构建血缘社会。人们靠情感活着，生老病死。人情世故，礼尚往来，就构成了社会基石。比如亲人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过去人口基本上不流动。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父母、祖先，是不容个人选择。比如谁是你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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