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七月七日的中日衝突，对东亚牵动的各方势力是最长的一日，那么从这晚开始到第二天天明，对委员长来说就是最长的一夜。忽然爆发的芦沟桥事变、王台生在国是会议中提出的地方分治构想、他一时衝动下贸然宣布的对日抗战(并非宣战)、随之而来的八十八师在上海的进展受阻，一连串的消息，无论好坏，都让他整晚辗转难眠，甚至半夜起身在庐山书房里，于日记当中写下：「国事败坏至此，皆是余一手所造…。可恨余无王氏一族之技术、财力，亦无尽速安内攘外之法，乃至情势演变至内外交迫…。」

而七月八日一早，委员长意外地等来了两名对他后续决策影响最大的两名社会贤达。这两个人不仅是党国大佬，和他早期仰仗的南潯豪门张静江是好友，甚至和北大知名校长蔡元培也相交甚篤，四人甚至一起被后世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所以，即便一大早连袂来访，委员长也不得不赶紧随便抹把脸，倒屣迎门。

这两位贵客就是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和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恆。尤其是吴敬恆，本是委员长大儿子的老师，依照传统习惯，委员长再怎么隆重还迎也不为过。

在四大元老中李、吴二人感情极为深厚，而且淡薄名利的两人，和委员长的关係一向较为融洽。不像张静江一样仗势着自己和孙文同辈党国大老身分，屡与老蒋因权力摩擦而生嫌隙；做人做事一向深谋远虑的二人，也没有如同蔡元培，在918事变当中过于慷慨激昂，随后听信孙文遗孀宋庆龄的劝说，倡议重拾联俄容共政策，以便全力对日抗战。甚至到后来，矛头对内，变成反对国民政府的特务政治为主，以「立即施行民主，即刻展开抗日」为诉求，与委员长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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