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六日，气温三十七摄氏度。就像是事先设计好的，梅森·泰特办公室玻璃的厚度正好能让你不必细看就知道他在提高嗓门说话。此时他命令似的朝新泽西方向指了指，委婉地表达自己对专职摄影师威特斯的不满。

如果不了解梅森·泰特，很多人会觉得他令人难以忍受。的确，他对自己那本小小的时尚杂志在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那个传闻太确凿了。这个蓝色太偏天蓝。那个逗号点得过早。这个冒号点得太迟。但其实，正是他的吹毛求疵才使我们的工作都有了目标。

有了泰特掌握全局，在《哥谭镇》工作不像是农民种田，一年四季靠天吃饭，也不像是女裁缝在容易失火的房子里日复一日地干苦工，直到把自己的理智也缝进衣服里；也不是船员的生活，时时面对严酷的大自然，年复一年，等回到家时就像十年漂泊归来的奥德修斯那样年老体衰，除了自家的老狗，几乎没人认得出他。我们的工作就像爆破专家，在仔细研究过大楼的结构后，按照一定的顺序把一排排炸药埋在地基周围，这样大楼的爆炸井然有序，在自身的重量下倒塌，让那些伸长脖子呆看的旁观者充满敬畏，同时也为新的建设扫清障碍。

然而要想获得这更高的目标感，你必须双手紧握方向盘，或用一把尺子不断鞭策这双手。

看到威特斯溜回到他的暗房，泰特便一口气催我三次：过来，进来，到这里来。我理了理裙子，拿起速写板。他从绘图桌转过身来，显得格外盛气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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