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秋天，我读了很多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也许读完了全部。赫尔克里·波洛系列、马普尔小姐系列，《尼罗河上的惨案》《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高尔夫球场命案》《寓所谜案》《东方快车谋杀案》。我在地铁站、熟食店或独自一人在床上读这些书。

对普鲁斯特 90 细致的心理描写，对托尔斯泰丰富的叙述技巧，你尽可以大加赞赏，但你不能否认克里斯蒂女士的作品令人愉悦，她的作品会给你极大的满足感。

是的，这些作品是程式化的，但那也正是它们如此令人满意的原因之一。每个角色、每个房间、每件凶器既有创意，又令人眼熟（来自南威尔士的老处女扮演印度后帝国主义的叔叔，错放的挡书板代替了园丁小屋里架子上层的一罐毒狐狸的毒药），克里斯蒂女士以妈妈给她照顾的孩子派发糖果的节奏一点点制造着小小的惊奇。

还有另一个让读者感到愉悦的原因——这个原因哪怕不算更重要，至少也很重要——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不管是继承遗产还是过苦日子，相爱还是失恋，死于头部重击还是刽子手的索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中的男男女女——无论年龄大小、地位高低，最终都要面对属于自己的命运。波洛和马普尔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心人物，他们只是宇宙原动力在黎明时分建立起来的、错综复杂的道德平衡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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