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上，我和梅森·泰特坐大轿车前往上西区采访一位贵妇。他心情不好，创刊号的封面故事还没着落，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他的抱怨的门槛似乎越降越低。车子还没到麦迪逊大街，他抱怨的项目就已有咖啡太冷，空调太热，车子太慢。更糟的是，对泰特来说，出版社安排的这次采访太浪费时间。他说，这位前辈的教养太好，思维太迟钝，眼神太不好，提供不了任何有用的内部消息。要在平时，谁被要求陪泰特先生去采访是一种荣幸，可这次却是一种惩罚。看来我的麻烦还没有完。

车子在一片沉默中拐进55街。在广场宾馆，过于殷勤的领班身穿带大黄铜扣的红色长大衣站在台阶上。而在半条街外的艾塞克斯酒店，佩着肩章的领班穿的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蓝灰色制服。两个宾馆要是打起仗来，认人倒是十分方便。

我们拐进中央公园西路，驶过达科他酒店和圣雷莫酒店的门卫，停在79街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前，从这里能看到贝拉斯福德的拱形屋顶。皮特打开车子后门，向乘客伸出手，就像他从前把手伸给我一样——廷克需要去“办公室”的那个三月的夜晚，还有我穿着那条设计拙劣的圆点裙搭便车从餐馆到这儿的那个六月的夜晚。

这时，我有了一个念头。

理智告诉我闭上嘴，地方不对，时候不对。他正在气头上 95 ，不会理你的 96 ，但在博物馆台阶尽头的大理石基座上，高高矗立的泰迪·罗斯福骑着铜马喊道，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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