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季,我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毕业即失业”,可见毕业后找工作——当时叫抢一只饭碗——之难。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家庭经济已濒临破产,盼望我挣钱,如大旱之望云霓。而我却一无奥援,二不会拍马。我好像是孤身一人在荒原上苦斗,后顾无人,前路茫茫。心中郁闷,概可想见。这种心情,从前一年就有了。一句常用的话“未雨绸缪”或可形容这种心情于万一。
但是,这种“未雨绸缪”毫无结果。时间越接近毕业,我的心情越沉重,简直到了食不甘味的程度。如果真正应了“毕业即失业”那一句话,我恐怕连回山东的勇气都没有,我有何面目见山东父老!我上有老人,下有子女,一家五口,嗷嗷待哺。如果找不到工作,我自己吃饭都成问题,遑论他人!我真正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然而,正如常言所说的那样“天无绝人之路”,在这危急存亡的时刻,好机遇似乎是从天而降。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梁竹航先生,有一天忽然来到清华,告诉我,我的母校山东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他来问我,是否愿意回母校任国文教员。这真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喜讯,我大喜若狂。但立刻又省悟到,自己学的是西洋文学,教高中国文能行吗?当时确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和做法,认为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这个看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能写的人不一定能教。何况我只不过是出于个人爱好,在高中时又受到了董秋芳先生的影响,在大报上和高级刊物上发表过一些篇散文,那些都是“只堪自怡悦”的东西,离开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有一段颇长的距离。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到高中去担任国文教员呢?而且我还听说,我的前任是让学生“架”走的,足见这些学生极难对付,我贸然去了,一无信心,二无本钱,岂非自己去到太岁头上动土吗?想来想去,忐忑不安。虽然狂喜,未敢遽应。梁君大我几岁,稳健持重,有行政才能。看到了我的情况,让我再考虑一下。这个考虑实际上是一场思想斗争。最后下定决心,接受济南高中之聘,我心里想:“你敢请我,我就敢去!”实际上,除了这条路以外,我已无路可走。于是我就于1934年秋天,到了济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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