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并发起新政改革力图让美国摆脱大萧条时，亨利·福特这个名字仍然是繁荣的同义词。但在欧洲也有这样一种认识：他的大规模生产和效率概念对人们的生活质量有破坏作用。英国博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勇敢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书中最好地把握住了这种恐惧心理（“勇敢新世界”已经成为可怕的技术统治论的代名词）。赫胥黎的悲观看法集中在科学如何被福特主义的超技术效率取代上。在《勇敢的新世界》中，未来的超人们在胸前划的不是十字，而是“T”的符号，写在信件上的日期也是“我们的福特年”，所有的历法都是以第一辆T型车的生产日为开端的，而他们的《圣经》是亨利·福特的自传《我的生活和工作》。

就在《勇敢的新世界》出版同年，一位名叫路易斯·费迪南德·德斯托切斯（Louis Ferdinand Destouches）的法国医生以路易斯·费迪南德·塞林（Louis Ferdinand Céline）为笔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走向黑夜之末》（Journey to the End of the Night）。这本字里行间充满虚无主义和黑色幽默的精辟自传体小说一经问世就受到了法国学者的广泛赞誉。“工人们弯腰盯着他们的机器，竭尽全力想让它们高兴一点儿，没完没了地校准螺栓，而不是坚决地离开汽油的恶臭，离开足以灼伤喉咙、毁掉耳膜的蒸汽，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情景。”塞林写道，“并不是羞耻让他们低下自己的头。你屈服于噪声就像你屈服于战争一样。只要站在机器旁边，你就得按两三种徘徊在你的头顶的理念行事。这就是一切。从这时候起，你看到、接触到的每一种东西都是艰苦的。你或多或少还能记起来的所有东西都会变得像狮子一样威严而不可侵犯，而且在你的头脑中，它们没有趣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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