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29日，旧年将至，姚从吾老师送来一千元，并附一信。两天以后，又转来陶希圣“拟请李敖同学参加‘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辑事务工作按月津贴新台币一千元”的信，姚从吾老师和吴相湘老师又分别给我一信，嘱咐我“从此安心工作”，因为这一职务，“得来亦不易也”。

1962年2月1日，我去文献会见陶希圣的时候，正是我在《文星》第五十二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同一天。这篇文章里已点名攻击到陶希圣。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个月，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已先引起各界的重视，这种重视，是从《文星》第四十九期起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一贯延续。姚从吾老师信中嘱咐我“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吴相湘老师信中嘱咐我“切忌多言”，都是他们的先见之明。他们劝我“往事已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从此安心工作”，显然期许我仍旧去走做学问的路，不要乱写文章。他们把我安排在陶希圣那里，目的都在希望那个职务使我得以糊口，并且“借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事后回想起来，两位老师似乎都太天真了一点。其实他们不了解陶希圣，也不了解我。不了解陶希圣的是：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把李敖暂时“寄存”在你陶希圣那儿，李敖毕竟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学生，殊不知陶希圣才不这样想呢！陶希圣慧眼识人，看到李敖是何等人才，焉有不拉为己有，拉为国民党所有之理？不了解我的是：他们以为我会与陶希圣勉强相处，殊不知我才不这样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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