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在台北开了文星书店；五年后，1957年，这对夫妇又创办了《文星》。1958年，二十三岁的我写信给马宏祥，谈到知识分子从事文化事业的构想，我构想大家“真不妨做‘文化商人’”，以利“思想的传布”。我在信中举“台北文星书店及敦煌书店的主持人”为例，认为他们是优秀的“文化商人”。这封信所构想的“文化商人”，其实我们那些穷大学生是没能力做的，因为我们都没有有钱的老子可以资助。所以，最后我们所能做的，是提升别的“文化商人”，使他们少一点商业，多一点文化。这一构想，我在新店山居时付诸实行了。1961年冬天，我写了《老年人和棒子》一文，投到《文星》，杂志发起人之一陈立峰那时做主编，看了我文章，对我极为倾倒，他介绍萧孟能认识了我。至于萧太太朱婉坚，我倒早就认识，因为我们到衡阳街逛书店，都会看到她。她亲自照顾店面，每天十二个小时，既能干又肯为理想吃苦，早就给我们很深的印象。那时候书店已开了十年，杂志已办了五年，可是成绩却很平平。原因很简单：“文化商人”受格局所限，因而他们虽“万事俱备”，总是无法突破水准，真正的突破，有赖于“东风”型的人物，才能达成。无疑的，“东风”型的人物没有比李敖更合适的，于是，在李敖进入《文星》以后，杂志变色，书店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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