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的世界“容量极大”，充满着真善美的气息，也是充满着圣洁的芬芳。正如他所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在被残酷笼罩着的世界，仅有一种艺术能够讲出真理，或者说只有真理的艺术才是美和善。对索尔仁尼琴来说，柏拉图的三位一体的定义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还认为畸形的、反常的、荒谬的或者说暗示的美是完全不存在的。但集中营却是一个充斥着丑恶的地方，这种丑恶使人毁灭。斯洛文尼亚画家缪赛克作为唯一一位曾在集中营里成功地创作出画作的伟大画家，留下了两组关于达豪集中营的写生素描。画作里丑恶的东西占了很大的比重，然而最终还是画作的整体构思更高一筹，这个特点在系列组画《我们是杀不尽的》尤为明显，画里堆放着大量死人和将死之人的躯体。俄罗斯画家鲍里斯·斯维什尼科夫也画了不少以集中营为题材的素描作品。他笔下的线条就像缪赛克一样简洁、纤细，仿佛那脆弱的心灵，在惨绝人寰力量的压制下，成了这种力量的最好庇护者。在索尔仁尼琴看来，艺术总是能够战胜谎言和邪恶。道德和美学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艺术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也总是取得胜利！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践行着自己话语的索尔仁尼琴，毫无疑问，继承了俄罗斯文艺哲学思想的传统。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所获得的辉煌成就理应归功于其中浓厚的道德元素，它包括典型的俄罗斯特征，也赋予俄罗斯文学一种普世性，在杰奥尔杰·斯坦涅尔看来，这种普世性可以与古希腊的普济主义相提并论。然而，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让那些熟知现代艺术的读者困惑不解，所以作家对真善美这种普济主义的呼吁却无人响应。似乎现代西方艺术与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存在于不同的星球上。索尔仁尼琴本人在自己的演说中只提到了一位西方的“代言人”阿尔贝·加缪。1957年，这位不可知论者同样也是在斯德哥尔摩宣称，美可以减轻人受奴役的负重，有时甚至能够彻底将人从其中解救出来，他还给作家提出了两个任务：“拒绝谎言，反抗逼迫。”索尔仁尼琴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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