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有预见性的人，索尔仁尼琴生活中遇到的却是混沌不堪的现实。于是他就逐渐成为了一名斗士，一名时政的无情讥讽者和一名天才的策略家。“曾经他是被主人的鞭子驱赶着前行。然而现在他挺起腰身和主人面对面地对视着”[1]。起初他是暗暗地反对一切意识形态强加的反常事情。如在《第一圈》中，当庭审“工业党”成员时（这是30年代初苏联党史早期被夸大的众多“审判”之一），涅尔仁听到了历史“无声的警报声”。这还只是暂时的困惑，后面紧跟着的就是故意歪曲事实。“而且孤独使他心寒，尽管周围聚集着许多成年男子，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如此简单的事情！”困惑与孤独（这是人在生活中首次表达抗议时必然要体会到的两种感受），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留下了烙印。克拉拉·马卡雷金娜在国家安全总局大楼擦楼梯的女人眼里看到的是充满敌意的眼神，因为克拉拉的检察长父亲在这幢大楼里获得了一套豪华的住宅。但正是这次唯一的相遇在她心头产生了摆脱不掉的印象，每当她走楼梯的时候，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想着那个眼神。困惑并不一定会导致暴动，它可能会在人的心里腐烂掉，也可能使人精神空虚，就像《癌病房》第二部中沉默如“雕枭”一样的舒卢宾。这只“雕枭”在临终前才终于敢向奥列格坦白了一切：“你们被逮捕，而我们则被驱赶到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被逼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岂止是鼓掌，连枪决也是人们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种提法意味着什么？”舒卢宾精神错乱般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对自己长期堕落的坦白。作为一名1918年满腔热忱的布尔什维克，他到处追捕社会革命党人，镇压起义的农民，逐渐地成了季米里亚泽夫科学院的一名杰出教授，这之后他却开始不断滑向社会底层，他并不是一个自愿为谎言辩护的人，但他也不是一名反抗者。他做过助教，之后是图书馆管理员：“把遗传学、左派美学、伦理学、控制论、数学书籍！一一扔进炉子里去，付之一炬！……我们何必搞街头焚书这种多余的戏剧性举动？我们只是在僻静的角落里把书往炉子里填，还可借以取暖！……”谎言使舒卢宾和成千上万没有走向反抗的人们精神上深受刺激。鲁宾是羁押在“沙拉什卡”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作为一名年轻的共青团员亲历了1932年对乌克兰农村推行农业集体化并导致了可怕的饥荒时，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正如普希金的诗《瘟疫流行时的宴会》中描写的，马车夫每天早晨都运送死人，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呼喊：“是死人吗？快抬出去呀。——但又很快说：嗯？这里不都还是活人吗？”这个场景“即刻浮现在脑海中，像灼热的烙印烙在头脑中”，整夜整夜地折磨着鲁宾，让他无法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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