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精神病学特别是对精神分析的研究学习的同时，也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业余大学里有一个哲学工作小组，埃德加·齐尔泽尔任组长。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在这个小组里做了一个讲座，主题正是讨论生命的意义。我理论中的两个基本思想在那时就已经成形了，其中一个是：我们不应主动询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解答这个问题的主体，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要去回答生命所提出的问题的那个人，而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存在负责，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回答这个关于生命的问题。

第二个基本思想是：生命的终极意义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我将其命名为“超意义”（Übersinn）。我们只能信仰它，而且必须信仰它；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信仰着它，只不过没有意识到罢了。

大概就是在那一年，一个周日的午后，我像往常一样沿着塔伯大街散步，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句赞美诗般的语句：“赐福予命运，信仰它的意义。”

我久久地思索着这句话。它的意思是，一个人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有一个终极意义，也就是超意义，可是我们无法理解并知晓这个超意义，而只能信仰它。归根到底，这实际上是重新发现了斯宾诺莎所推崇的“命运之爱”（amor f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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