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罗斯寄来了一个包裹。急忙打开一看，原来只是几本《一个理想的丈夫》。我还以为他会给我寄几瓶“可可—马里柯帕斯”来，这东西能把我的头发变成奇怪的褐色。算了，我还是看看剧本吧：看看自己写出来的这东西，我感到很是新奇，除了一两段比较严肃的台词外，这剧本还是能让我发笑。但是我不能恢复了：和萨拉·伯恩哈特不一样，我不能总是装模作样。我现在成了旁观者，只能观看世界及其精妙之处，因此，我怎能创造出艺术来呢？这是很不可能的事。

查尔斯·温德姆有天写信过来，请我为邦德街的一家出版商翻译斯克里布[195]的作品。幸运的是，他答应预支报酬。当然，我一口答应了，但我想我无法忍受翻译工作：我宁愿去缝麻袋。斯克里布的作品不是写出来的，是拼凑起来的。在剧作家中，只有雨果和梅特林克能和我平起平坐，再说翻译也不是我的长项。就像祈祷一样，这种事只能躲在家里做，最好还不要出大声。

我的艺术生涯圆满了，再想添加点什么都是画蛇添足。我从韵文至散文，再到戏剧。然后，我又进了监狱。我这一生颇不平凡，其秘密可以归结为两句话：永远出奇制胜。人们会因此对你永远切齿痛恨，但也永远忘不掉你。但是，我最后一部发表的作品应该是《雷丁监狱之歌》，因此我以诗歌始，以诗歌终。和俄耳甫斯[196]一样，我在歌唱中被人淡忘。我以阿波罗的歌开始，而以玛塞亚斯[197]的呐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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