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看守马德莱娜大街上的宅院的那个人，给邻居们留下的印象很不好。他曾经当过兵，有些疯疯癫癫的，而且还很爱喝酒，闲下来的时候，不是在家里打老婆，就是在酒馆里喝酒。大家都说他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他应该是临时的社会主义者。

叛乱分子刚刚取得一些胜利，他就兴奋不已。在爆发叛乱的那个早晨，他待在附近的小酒馆里，嘴里说着一些关于我的胡话。他说，他如果碰到我回家，就要趁着天黑把我杀掉。他还向大家展示了一把声称要用来杀我的刀。他的妻子听说了这件事，匆匆忙忙跑来，告诉了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在离开巴黎时，给我留下一张便条，将这件事告诉了我，并且一再叮嘱我晚上不要回家，去我父亲留下的空宅子里住。本来我打算按她说的办，但是当我在半夜从议会出来时，已没有体力做到了。我感到很疲惫，没有心思另外寻找睡觉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我并不相信这种事先到处声张的谋杀。于是，我打算听天由命。不过，我还是随身携带了一把应对危险的手枪。

当我敲响家门的时候，给我开门的正是那个看门人。我走了进去，等他关好了所有的门之后，我问他，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已经回来了。他简短地回答说，其他人在今天早晨就已经离开巴黎了，现在家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了。我觉得如果能再有一个人会更好，不过，他也没有办法对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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