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长江南岸野猫溪一带,只有一个邮递员,四十来岁,脸上有发水痘后留下的痘疤,永远是绿衣服、绿帆布包和一双军用球鞋。这人其貌不扬,可很能笑,笑声能感染九三巷整条街。邮递员来到我家所在的六号院子时,父亲会和他说上几句,内容只和当天天气好坏有关。
整个院子订了一份《重庆日报》,订报人是我的父亲。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报纸,父亲蹲在地上,看了起来。
母亲走到父亲面前,低下身。报纸刊头上印着一段伟大领袖的语录,天天一样,母亲从不看。那么她在看什么呢?原来她发现父亲握报纸的右手还夹着一封信。她取过来,见上面写着她的名字,便撕开信封,读了起来。
在巫山插队落户的大姐的信很短,说她将回重庆一段日子。
母亲眉头一挑,告诉父亲,大姐要回来。
父亲说巫山不好,回来虽然照旧是个穷,可是穷也比那夹皮沟强,一家人好歹在一起。
母亲显得很烦躁,说家里马上要多添一张嘴,怎么办?
母亲尚不知大姐这次回来还多带了一张嘴——大姐已怀孕八个月,准备生小孩。大姐关于自己已结婚及快生孩子之事,在信里一字未提。
母亲在外做工,挣钱养活全家,只有周末才回家。一个星期我才能见母亲一次。她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从没有真正地快乐过,所有关于她的记忆,哪怕是瞬间形象,都不曾有过开怀大笑,或是默默的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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