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2-09-25 07:11:48

（102）

纵观蔡京、蔡卞的生平，徽宗继位是重要分割点。

前半生，弟弟鸿运当头、一路领先，哥哥不温不火、紧追不舍；后半生，哥哥后来居上、大富大贵，弟弟上下辗转、渐趋寂静。

爱也好、恨也罢，嫉妒也好、竞争也罢，随着时光流淌，这对兄弟也迎来了诀别。先行一步的，依然还是弟弟。

公元1117年，蔡卞告假返乡祭祖，路上突发重疾，病逝途中，终年69岁，朝廷赠太傅，谥号文正。

生晋太傅，死谥文正。唐代以后，做官的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身后事，或许就是谥号文正了，这是对一生行止的最高评价，也是光耀门楣的最高荣誉。

文正，原为文贞，后避宋仁宗赵祯的讳，改为文正。

要知道，即便是在文治灿烂、名臣辈出的两宋，也只有10个人谥号文正。在蔡卞之前，有李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马光、黄中庸六人；在其之后，则只有郑居中、陈康伯、蔡沈三人。

算起来，北宋有8人、南宋仅有2人。至于后来的元、明、清三朝，文正的谥号也是极其稀有。说起来，这和司马光的建议大有关系。

据记载，司马光见到之前短短几十年便有数人谥号文正，觉得颇为不妥，便上奏神宗称：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尔位，文正乃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必须慎之又慎、惜之再惜。

神宗接受了建议，在位期间无人谥号文正。神宗之后直到南宋灭亡，历代帝王也都极为谨慎，近二百年也只有五人谥号文正，这其中便有蔡卞。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提出了慎用的建议，不料身后却也谥号文正，而围绕这个谥号的来回折腾，则让他死不安稳。

正因为文正越发珍稀，许多名臣都与之无缘，比如苏轼。

公元1101年，苏轼病逝常州，此前刚遇大赦由海南北返中原，职务为朝奉郎。如此小小官职，连获赠谥号的资格都没有，何谈文正呢？直到南宋，宋孝宗追赠东坡谥号，文忠。

文忠，同样不同凡响，仅次于文正。颜真卿、欧阳修、张居正、林则徐、李鸿章等名臣的谥号，皆是文忠。

此外，还有个人的谥号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王安石。这位身动千古的大人物去世时，在诡谲的政治氛围下，只获赠太傅，并无谥号。直到数年后哲宗亲政，蔡卞、章惇等新党掌权，才追赠王安石谥号，文。

单字谥号，古已有之。比如，张昭、司马昭、宇文泰等。张昭，三国时东吴的国之柱石，内事不决问张昭，说的就是此君；司马昭，一代权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宇文泰，南北朝时，西魏的实际掌权者，北周政权的奠基者。此外，韩愈的谥号，也是文。

有人说，文的谥号高于文正，也有人表示反对。不过，就王安石的谥号来说，他的文，定高于文正。理由并不复杂。

要知道，当时蔡卞大权在握，疾行霹雳手段，重拳打击旧党，重走王安石的新法路线。在他的力主下，朝廷已追夺旧党领袖司马光的文正谥号。在此之下，蔡卞怎能让王安石的谥号低于司马光呢？在他这里，于公，王安石是新法的旗帜和精神领袖，于私是岳父和恩师。

如此说来，蔡卞谥号文正，实属不易。

不过，他和司马光一样，同样谥号文正，同样死不安宁。只不过，反反复复之后，司马光最终保住了谥号，蔡卞则彻底坠入深渊。

南宋高宗时，朝廷追贬蔡卞为宁国军节度副使，后再贬单州团练副使，文正的谥号也被追夺。到元人修《宋史》，蔡卞更与胞兄蔡京、族兄蔡确、福建同乡章惇等人同被列入奸臣传，被彻底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所谓人生浮沉，可不仅是有生之年，有的人死后更加颠簸。

日期：2022-09-25 21:33:48

（103）

蔡卞这复杂的人生，又当如何评价？

按理来说，他既已身在奸臣榜，也就无须多言了。在很多人眼里，煌煌史书既已定案奸臣，那他必是罪大恶极、祸国殃民、卖主求荣、鱼肉百姓之辈。

可若真对照这几条去看蔡卞，似乎一条也对不上。既如此，那蔡卞的身后事，又何至于如此不堪呢？

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王安石变法，还是在于新旧党争。

北宋亡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安石变法被视为亡国的始作俑者。很多人希望将王安石拽下神坛，再狠狠踹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只是王安石的变革精神和为民情怀确实无法质疑，其个人的才学、修养、品行更是无人可以撼动。

既然王安石动不了，那追随他的骨干们，比如章惇、吕惠卿等人就难以幸免了。蔡卞既是他的得意门生，又是乘龙快婿，更岂能漏网？再说，还有胞兄蔡京的恶名在前，这个奸臣榜，蔡卞几乎是插翅难逃。

如此说来，蔡卞竟有些冤枉了。再念及他的才学和书法造诣，特别是为官地方的清正廉洁和功绩作为，他似乎更委屈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蔡卞是有其功，也确有其过。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蔡卞呢？

说起来，这牵扯到了如何评价政治人物的问题。

但凡政治人物，尤其那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生平多复杂多变，人生轨迹也并非简单的上下曲线，有时甚至如蛛网般的杂乱。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呈现不同的模样，甚至会相互矛盾。

所以，对他们的评价不能简单化脸谱化，而应该有全面系统的考量。不过，至少有一条，那就是他们在权力巅峰时的作为和不作为，应该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

具体到蔡卞来说，其权力巅峰是在哲宗亲政时期，他和章惇并列于朝堂，可能还越过章惇小半个身位。这时的蔡卞，大权在握，睥睨天下，全无当年温文尔雅，对旧党的迫害和打击无所不用其极，推行新法急功近利、粗暴颟顸。正是他的偏执和狭隘，加剧了党争的惨烈和残酷，让北宋朝堂上的宽厚雍容之气，至此几乎丧失殆尽。

纵观历史，政治人物行事，常有不得已之处。蔡卞自然也是。可他真就没有其它选择吗？当然不是。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可在蔡卞身上，几乎看不到妥协和包容，有的只是跋扈和嚣张、戾气和暴虐，大权在握的蔡卞只是快意发泄着个人的私愤，肆意挥舞着权力的大棒。

说到底，蔡卞已被权力驯化，成了权力的奴隶。

这样的蔡卞，对大宋朝不是治病的良方，而是实实在在的毒药。如此说来，将其列入奸臣，也毫不为过。

多年之后，再回望福建仙游乡下，那个学识渊博、满腹经纶，才华出众、名闻乡里的俊秀少年，一生宦海浮沉、荣辱富贵，死后却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值得吗？委屈吗？冤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