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我从未去过巴黎。我所说的那个“法兰西”，只不过是我想象中一个虚构的和偶像化的东西。那时，在我们家里，也只有哥哥去法国留学了。

从小，我和哥哥就非常崇拜法国的东西。

十五岁那年的暑期，我们一口气读完了《红与黑》和《约翰?克里斯多夫》。

当时，对我最震撼的是《约翰?克里斯多夫》里的主人翁，因为，这个角色实际上是德国著名音乐家贝多芬的化身。罗曼?罗兰的这本史诗般的小说细腻地描述了这个音乐天赋满幅沧桑和爱情坎坷的一生——从出生的那一刻直到过世的那一瞬间。

我想，哥哥更喜欢的角色是《红与黑》里的于连。与丑陋的小克里斯多夫相似，司汤达笔下文弱清秀的于连从小也是个梦想飞黄腾达的少年，十九岁就爱上了年轻美貌的瑞那夫人，结果，被送上了断头台。

哥哥去法国的那年，正是十九岁。

在那个年月里，我们少年的头脑是那样赋有幻想。幻想，它成为了我们手里的唯一武器。

幻想，它可以使我们超脱，超脱凡俗。

幻想，可以使我们承受现实的磨难。

幻想，可以创造我们心里含苞待放的荷花——身出于淤泥而一尘不染。

幻想，可以创造我们心灵深处的仙境和美丽。

也许，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人们才最渴望黎明。同时，最黑暗的时刻，才是拉开黎明帷幕的起始。

日期：2013-04-13 19:13:54

是外婆，她总自言自语地说，有一天，你们都会出国。

那时候，我和哥哥嘀咕，想必外婆在说疯话。

幼年时期，我对外婆的印象不深，只知道她在三十年代是个了不起的名流，一位中国新女性的代言。从小学习于上海秋瑾学校，二八年，她在静安寺路创办了新女性时尚公司，推出了曾风靡一时中西结合的民国海派改良旗袍，还去过日本巡展。

三十年代，当蓝苹从山东试验剧团赴上海滩从影时，是我外公亲自到黄浦江码头接的船。蓝苹心中最恨的人之一，就是我外婆。在上海滩，我外婆最看不起的女人之一，也正是爱出小风头的二流客串——蓝苹。文丨革丨时，外婆被蓝苹（江青）关在了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

一九七四年的初春，家里接到了通知，第一次可以去秦城探监。

一家人挤在一辆120吉普车里，在白雪覆盖的郊区公路上颠荡。我小，坐在前排副驾驶的位子。开车的司机是个年轻军人，穿着一身绿军装。

那时家里穷，没有什么好带的礼品。我给外婆画了一幅“报春图”——腊梅在飞雪中含苞待放。现在回想起来，那幅画的寓意和当时的处境是那么的贴切。其实，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希望能献给外婆一番心意。

不久，监禁了八年之久的外婆终于被释放了出来。由于多年与世隔绝，外婆变得白发沧桑，忘了如何用舌头发音，谈吐和咬字非常艰难，穿着也与众不同，像个刚到内地的港人。我们都叫她“归国华侨”。

在我的心目中，外婆是个最伟大、最赋有信心和心胸开阔的人。

从小，外婆的身子就弱，文丨革丨前，还得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那个年月，国家粮食紧缺，家里的阿姨就喂她蒿子杆。不曾想，她的溃疡被治愈了，同时，自己也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入狱后，老太太神经上受了刺激，人瘦得像是皮包骨，墙壁和地面都是防自杀的胶面，想死又无门。一气之下，老太太向天发誓，一定要活着出去，讨个公道。她要吃，要锻炼。没力气怎么办？爬。一天要在屋里爬来爬去。有劲了，就站起来。每天在屋里练下蹲壹千次，望着窗外的桃园和春季的桃花，称自己住在一个“世外桃园”。这个一辈子软弱的女子，一下子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强人。

可能，因为多年的独身监禁生活，她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超脱尘世的人。从她的谈笑声中，我从未听到过对过去的悔恨和埋怨。对于未来，她却又是那样充满信心。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七七年四月十日凌晨一时，江青——这位红都女皇被秘密押送至秦城监狱。

老天爷有眼，真是好事不负有心人。一九七八年，哥哥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考，考上了他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次年，教育部保送他赴法国留学。那是我国第一批公派的赴法留学生。

还记得，我陪爸爸、妈妈送哥哥去首都机场。哥哥坐在教育部大轿车的后排，从后车窗里向我们招手。飞机起飞后，我们呆呆地站在空旷的机场跑道旁，望着载他的那架民航班机腾空而起，直到消失在远远的云层深处，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第一次，哥哥回家探亲，带来了家里第一部便携式录音机和轻音乐磁带、意大利通心粉和巴黎卢浮宫的画册。

那个重重的漂亮册子把我带到了一个美的世界……

日期：2013-04-14 09:34:56

回到宿舍，屋里是乌烟瘴气，充满了一股大麻味和吵闹的摇滚乐声。安德鲁斯和他的好友汉斯和保毕在一个小桌上玩牌。他的眼睛通红，手里拿着一个玻璃的水烟斗。

“哦，安迪。来的正好，轮到你了。”安德鲁斯把烟斗递了过来。

我摇摇头，蜿蜒谢绝了。

汉斯是个奥地利留学生，个子高高的，长了一头卷卷和油亮的金黄头发。保毕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一个闭塞小镇，是个说话有点迟钝的二年级学生。俩人都是拿全奖学金的大学游泳队运动员。

“那就不够哥们儿了。”汉斯半开玩笑地说。“这是个规矩。轮到谁，谁就得抽一口。”

保毕看着我，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俩是同屋，一个抽一个不抽，那多别扭。”

“别勉强。”安德鲁斯说。“不抽就不抽。”

安德鲁斯用打火机点燃了水烟斗，深深地起了一口。

“中国孩子不抽大麻，是吗？”汉斯问。

“嗯。”我回答说。“那儿没大麻，况且抽大麻要被判刑的。”

“这儿也一样。如果我在中国抽大麻，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保毕迷迷糊糊地问。

“那要看是谁。”我回答。“如果是外国人，罚款和驱逐出境……”

“那要是你呢？”安德鲁斯笑着问。

“枪毙。”

“刺激。”保毕笑了起来。“我们应该去中国看看，在他们的公交车上抽根儿，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一群疯子！”我笑着说。

“犯法又能怎么样？”汉斯问。“不犯法的事儿还有意思吗？***人不是讲革命吗？抽大麻也是一种革命啊！”

“你叫嬉皮士运动一场革命？”

“对，革命。不仅是精神上的，还是性的革命。”汉斯说。

“摇滚乐也是一种革命！就是造反！”保毕追了一句。

保毕把音乐声调高了一档。

“造反！Right on.”

安德鲁斯赋有同感。

他们半麻木地同笑。

汉斯说：“生活是一场梦。对我们男人来说，在死之前，应该多吸点大麻，和漂亮的女生谈情说爱，去渺无人烟的地方历险，纵看大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