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这上看，确实形势比人强，不由文学们不感慨“独以一公孙弘，如之何”——但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所谓“花无百日红，人物百日好”，一群人、一行职业不可能永远处于社会的聚光灯下，因为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主要矛盾永远是处于变化中的。一旦过去的矛盾解决了，那么相关的处理人员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儒生之所以能在汉武帝执政前期走红，是因为当时意识形态上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汉朝道统合法性的问题：在刘邦前，夏商周秦的君王世系都可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他们的道统合法性来自于氏族社会以来作为部落首领的威望和大家约定俗成的信奉“君权神授”。而汉高祖刘邦的出身非常平凡、根本和三皇五帝不沾边，所以刘邦不得不弄了一些列“履雷泽”“赤帝子斩白帝子”之类的神话来包装自己、以此证明其得天下的合理性；但这些神话究竟有多少人相信，估计连编神话的人自己也心里没底。在汉初流行的黄老学说因为其静态世界观的局限，也不能解决刘氏子孙坐天下的道统合法性问题，窦太后之所以气愤得把辕固生扔进野猪里就是因为他触及了汉朝在意识形态上的软肋。

但到了董仲舒时，他通过把“五行学说”和政治相联系而创立了“五德学说”，用“五德轮回”的动态世界观为西汉政府解决了其道统合法性的问题，真正为刘汉得天下找到了理论依据——这也是汉武帝尊儒的主要原因，董仲舒的功劳不可谓不大。但董仲舒后来又发展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认为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警告，这无疑是用“天道”给当朝帝王套上紧箍咒——所以这时汉武帝就毫不客气的把他打发到了齐地的诸侯国去了。可见汉武帝的用人也是很实用主义的：当意识形态的问题解决后，儒生这一群体的使用价值也就自然大打折扣了；而统一了思想后，对外用兵就成了新的主要矛盾，自然“奋击之士由此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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