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政治理想终究不能实现，他的出游也就不能不碰上和孔子一样的遭遇，在自己的国家挨过饿，在齐国、梁国等国，国君对他的政治主张也就是听听而已，《史记》说他“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比较一下同时代的邹衍，孟子的境遇真是令人深深叹息。邹衍是个阴阳家，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专门谈天说地、装神弄鬼、蛊惑人心的算命先生（也有人说他最后目的还是要推行儒家的治国理念），但他在齐国和梁国均得到高规格的礼遇，可以和国王平起平坐。邹衍到了赵国，最有权势的贵族平原君小心翼翼地跟在他侧面走，坐下来之前，还要亲手用袖子为他掸掉坐席上的灰尘；到了燕国，燕昭王亲自毕恭毕敬地拿着扫帚倒退着为他清路，并专门为他盖了一座叫碣石宫的高级宾馆。相较之下，孔子、孟子谈仁说义却落了个饥寒交迫、四处碰壁的下场。原因正如《史记》所说，他们的主张和那个时代的需要之间有如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孟子晚年跑不动了，只好回到家里和他的学生在一起著书立说。

先秦三大儒都是这样。除了孔子和孟子，荀子虽曾在齐国“三为祭酒”（“祭酒”相当于礼宾司司长），但终究被人陷害跑到楚国，投奔春申君，做了兰陵令。春申君死了，荀子的兰陵令立刻就被撤掉，也只好回到家里去写书了。但三大儒政治上的不得意，却成就了一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论语》、《孟子》、《荀子》，这三部儒家经典中的经典，实际上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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