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的越管得多,老百姓就越是苦难,这可不是信口开河。比较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的情况就知道了。本人有切身体会。同一块地,同样的人种,生产力不但没提高,反而降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生产队里都有拖拉机,包产到户以后倒还没有多少人用这玩意儿),人不但没干得多,而且干得比以前少得多,可为什么一夜之间,以前天天吃不饱,以后却连农家养的猪都吃得比那时候的人好?这个问题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很多解释我认为都比较牵强,经济学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当官的瞎指挥,而且拒绝承认错误,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人只有为自己干才干得好,也是一个大原因,就象现在国有企业的死症一样。
其三,与以上两条相关,柏杨先生很推崇英雄和能人们,因为他们勤劳嘛。比如说前秦的王猛,他是个能人,有缺点大概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个人不敢苟同柏杨先生。三国时,四川如果没有诸葛亮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大概要幸福得多,史书就说,川人不喜欢打仗。这种能人实际上就是大折腾,除了让杜甫之类的失意文人拿出来意淫一下,又有什么价值呢?实话说,对老百姓来说,这样的英雄死一个少一个。布鲁诺的名言“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可悲的!”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是在下与柏杨先生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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