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5-12 23:19:12

从这个角度，“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就变得非常有意义。 因为，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个人的眼界就变得开阔。 人们就要思考，国家的问题到底在哪里，社会在哪些方面需要发展，才能够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而国家的问题通过对比而表现出来，所以人们就要参照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情况，来思考中国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 学习工程技术的人们，可以参照欧美日韩的工程技术发展；学经济的，可以参照欧美日韩的经济发展；学习其它方面学科的，也要参照欧美日韩的情况。当人们了解世界越多，就越理解社会的重要性，也就理解个人发展首先来自于社会建设。所以，知识精英们就要学习国际先进“实践”，通过改变整个社会基础，创造出一个好的环境，为其他人的发展提供基础。而这个社会基础包括加强教育系统建设，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建立和发展研发机构，建立和发展自主的工业系统…… 而这些社会基础再进行归纳总结，就涉及到基本的社会制度。1980年代中期开始，知识分子普遍的共识是，建立民主制度和多d制，只有这个基础，中国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发展。 尤其在大学里，这个话题成为主要的内容，人们都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起一个新的机制，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而支持个人的发展。 其中，耀邦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贺卫方的文章《缅怀胡耀邦》中说到：“布热津斯基谈到他印象很深的是与胡耀邦在北京的一次晚餐谈话，地点是马克西姆餐厅：“那次晚餐令我如此震惊的不是菜单，不是菜的式样，而是胡耀邦对我说的话。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成功预示着加速政治改革的紧迫的必要性，我问他，他的政治改革意味着什么，他异乎寻常的直截了当。他谈到了必需的，非常明确的一种多党体系，一种真诚的多党体系，一种存在竞争的多党体系。他还阐述了政权必须真诚而广泛地从属于法律的管制，官僚体系也要从属于法律的管制，这是一种绝对的必要，这一切，反过来又必需一个真正的宪法体系，而这种宪法则要由民众授权，各种思想的互相竞争的内容要融合成为一体。他所说的这一切，令我彻底震惊了，我非常赞赏他竟然看到了那么深远。” 当然，不论耀邦还是学生的思想都不和系统兼容，于是就产生了1980年代的多个重大事件。到1980年代末，由于整个社会开始达成共识，要求立即开始实施相应的制度。 这时候，系统处于生死存亡状态，已经没有任何余地。 为了保障系统利益，最后开动tank压制了社会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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