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关于人的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理论探讨，常常是和改革中的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譬如，认同新古典经济人假设，往往导向业主私有制崇拜和MBO(管理者收购)这样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反对盲目私有化的学者则强调人的行为和动机的多样性与特定制度之间的联系。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程恩富教授提出的“新经济人”假说。他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益于我们在现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①

程恩富教授的观点，和英国学者多尔的观点不谋而合地走到了一起。后者在谈到中国国企改革时指出，自从1993年以来，“中国在不断地展开有关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争论，这样的争论经常是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以为真正的‘现代’商业公司的形式只有一种。”②在多尔以及拉让尼克等人的著作里，我们看到，基于抽象的人性而设想出来的制度安排，碰到了来自现实的制度多样性的挑战。经济当事人在行为、动机和信念上体现出来的差异，是与特定的资本积累体制和企业制度、甚至特定的文化相适应的。那种把私有化看作国企改革的万能钥匙的观点，既反映出对人性的偏狭理解，也没有扎根在坚实的经验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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