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分析表明，任何把马克思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关于社会关系决定价值的理论，解释为相对价格理论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例如米克（1963），在反击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剑桥经济学家关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所谓“转型”问题时，提出了价值的“历史转型”问题，即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商品的相对价格取决于劳动价值，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转型为生产价格。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深刻误解。事实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决不是要解释相对价格的决定，而是要讨论总量的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马克思对于相对价格的论述，在《资本论》全文结构中所占比例却是很小的，除了第3卷有关生产价格的解释外，只有第1卷对交换价格的论述中才有所涉及。从“ 20码 麻布＝1件上衣”的成立是取决于它们的劳动时间，然后过渡到货币，并在货币的买卖中得到资本主义的货币增值。可以看到，马克思只是以相对价格作为引子，其目的是为了说明货币的产生以及产生于货币关系中的资本主义的总量经济关系。因此，从根本上讲，马克思经济学是一个总量理论，而不是相对价格理论，其总量的结构，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价值的历史转型”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劳动者获得劳动的全部产品，在资本经济中，则产生剩余价值，或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关系。把劳动价值论解释为相对价格论，最早来自于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等人试图解决李嘉图理论中资本对相对价格的影响的做法，这被马克思批评为“偏离了李嘉图方向的庸俗经济学”。约翰。穆勒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教科书中，开始系统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相对价格问题。他把技术关系引入古典经济学中来解释相对价格，其中不同的商品由不同的假设或因素所决定（如生产成本或稀缺性），这种方法导致了严重的逻辑矛盾，例如著名的钻石和水的逻辑悖论（斯密，1776）。这种逻辑矛盾正是“边际革命”的发起者批判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目标（例如，杰文斯，1971）。就解释相对价格而言，在边际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新古典理论其多要素模型和包括消费偏好的资源配置理论，显然比古典经济学能够更好地解释技术关系和相对价格问题，从而避免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相对价格问题上的逻辑矛盾。但是，这种从古典理论向新古典理论的转变存在着研究“注意力”的转换，即完全排除了经济制度因素而转向技术关系（参见，J。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46页）。而这种建立在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基础上的技术分析缺陷在于无法解释现实中存在的总量关系，这一点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剑桥资本争论”之后才被新剑桥经济学派揭示出来（参见柳欣，1994、1996-1997、200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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