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三月下旬的一个晚上。

我的新公寓在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11街，在一幢没有电梯的六层公寓楼上，是间工作室。窗外有个小院子，窗台间用滑轮扯起绳子晾晒东西。尽管现在不宜洗晒被单，可冰冻的地面上挂起的灰色被单足有五层楼高，有如无趣、乏味的鬼魂在飘荡。

院子对面，一个只穿内衣的老人手里拿着一口小平底锅在窗前走来走去，他从前肯定是个看门的或守夜的，因为他总在早上衣着齐整地煎肉，晚上则穿着圆领衫煎蛋。我给自己倒了杯杜松子酒，聚精会神玩一副旧扑克牌。

出于一时的兴致，我花一毛五买了一本合约桥牌的入门读本，很快就发现它物有所值。周六晚上我可以从早打到晚，在厨房小小的饭桌上摆开阵势，从一张椅子挪到另一张椅子，轮着扮演四个玩伴，北边是一个叫布里特的贵族，他总鲁莽地叫牌，与因经验不足而小心翼翼的我相映成趣。最令他高兴的莫过于让我不明智地抬高叫牌级别，被迫打一个低花加倍的成局定约。

作为反击，东边和西边的两位玩家开始显示自己的力量。我的左边是一位老拉比 24 ，他记得每一张牌；我的右边是一位退休的芝加哥黑帮分子，他什么牌也记不得，但猜得挺准，偶尔靠意志力就能赢得满贯。

——两张红桃？我数了数自己的点数，有些担忧，迟疑地开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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